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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弃考,何以解忧?

时间:2016-12-27 15:35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欧建新 点击:

教育部数据引发专家宏论,一致呼吁 是打破现行教育僵化制度的时候了 文章作者:欧建新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 2013 年高考弃考达 100 万人,其中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不超过 20 万人

——教育部数据引发专家宏论,一致呼吁是打破现行教育僵化制度的时候了

文章作者:欧建新

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3 年高考弃考达100万人,其中出国留学的高中毕业生不超过20万人,其他80多万名弃考学生大多选择了就业,还有一部分选择来年再考。而这80多万名学生当中,农村孩子占了绝大多数。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就今年百万弃考现象发表了相关文章和专题采访,从这些文章和采访中,我们可以读出最关键的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弃考生中农村孩子占绝大多数;二是城市高中毕业生中的尖子生以每年20%以上的增长速度选择出国留学,而且低龄化趋势明显;三是学成归国的约占30%。这足以让公知、官员乃至国人深思。

高考与成功成才之间的黄历大致发生了三次交变。文革前高考生数量和录取数量十分有限,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在思想领域,走进大学意味着“学而优则仕”;文革十年后恢复高考,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为国家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合格毕业生;1998年,大学毕业生包分配政策取消、毕业学生实行双向选择,同年国家实施教育产业化政策,高校大规模扩招,五大生、统招生的教学和管理问题凸显,毕业生质量令人忧虑。

为客观探讨“弃考现象”的前因后果,理性分析教育体制走向,长沙和文化研究会组织召开“百万考生弃考现象”研讨会,在湘专家学者不吝文思,忧愤之余致思致辩。

一、 过高考“独木桥”不是成功与成才的必由之路

湖南知名律师陈以轩从比较宽松的创业渠道和在实践中学习成才的角度说:“社会的发展必将把当前的公务员稳定体系打破,考学校拿文凭找工作的成功方式也将随之破局。教育是终生的事情,它必须和实践相结合,进不进高校接受系统教育并不是必然的途径。美国的比尔盖茨,乔布斯都是大学中途退学后成才的,当然,他们坚持终生学习”。

长沙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易伟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高考对于一些人来说并不再是一考定终生了,弃考的学子有更多的人生选择,不需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邓芳丽和向明新也持相同的观点:“弃考,符合人才发展多样化的规律,并不是进了大学才有出路。读书人给没读过书的人打工也屡见不鲜。”国内科班教育、国外科班教育、自研自学、实践中研学,都是成功成才的途径。可见条条道路通罗马。

二、“弃考”反映的既是教育制度问题,更是经济问题

一切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都能从经济上找到根源。湖南省人大代表薛开伍在论及弃考源流时说:“弃考现象并非当今产物,明清时期就有不少寒门学子在面临‘科举考试’时弃考的现象,那时的弃考大多是因为家境贫寒凑不起盘缠被迫放弃”。薛开伍教授指出:“扩招政策,一方面导致劳动力严重缺乏(沿海江浙难招工)、用工成本提高;另一方面,高昂的大学教育成本与就业预期严重相悖”。

长沙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易伟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表达了类似观点:“在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即使大学毕业了,找到工作后的工资相比于技校生的工资无明显优势,甚至更低”。

  长沙和文化研究会研究员、高校教师欧建新认为:“经济持续增长使一部分富裕起来的家庭有能力支付出国费用,另一方面没有被富裕起来的农家学子只能选择公费职业中专或者外出打工;高校扩招原本是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但恰恰是积累就业压力”。

  企业家褚德新在发言中反对“校方把学生作为生财的工具”,其实也是从经济这个角度对弃考现象的一种沉重思考。

贫富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视角,一块试金石。经济发展的成果如果不能改变贫富差距,那么经济发展的成果在国家治理上就失去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制度在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牵引下,学校成为利润生产的机器,而不是人才生产的摇篮。湖南日报文萃周末报编辑部主任苏露锋尖锐地指出:“一部分家长支持孩子‘弃考’,送到国外读书,是不满国内高校培养奴才式的教育方式。如果拼学历还不如拼爹,如果智商还不如情商,如果知识还不如关系,如果毕业证书是高校的赚钱工具,如果学生是导师的打工仔,如果读大学成了得不偿失的高风险投资,如果高校不能容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明白人放弃高考”。

苏露锋的观点从理论上说,就是指现行的教育机制和制度不能适应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求,二者没有良性互动,导致学校现有的教育的根本理念和职能发生了严重的位移。这才会出现湖南省委党校研究生谢晓晔所指出的,如毕业即失业、马加爵事件、钱学森之问、北大清华农村学生比例急剧下降等问题。谢晓晔认为“单纯追求数字的光鲜亮丽,而看不到数字及其背后严峻的教育质量和管理问题”,将制约经济持续的良性的发展。为中国梦的内涵和实现问题感到担忧。

就这个问题,湖南省人大代表薛开伍强调说:应试“高考成绩”作为“高中教育优劣评价的唯一标准”,与现行教育机制和制度只注重经济效益一样,说明了教改方向的单一性和僵化。邓芳丽和民生之声站长郝国中也持有相同观点。

三、 弃考的后遗症

今年弃考人数约占应参考总人数的11%,比照近几年的弃考率,今年比去年同比增长约21%,近几年高中毕业生人数逐年下降,而今年应届高中毕业生900多万与去年比约下降10%。根据媒体报道预测,以后每年弃考(包括出国留学)人数将以20%以上的速度稳步增长。这将直接造成各大中院校生源逐年萎缩。“‘高校选学生’将变为‘学生选高校’,‘民办高校全民皆是招生员,以教师个人招生业绩决定工资津贴发放’的状况将在不少公办学校上演”,薛开伍如是说。

民生之声站长郝国中和长沙和文化研究会研究员欧建新提出:警惕弃考引发“新读书无用论”,并助长厌学厌考、舞弊风气。由此带来如长沙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易伟指出的新的年青一代投机取巧、诚信道德缺失问题。据媒体报道,今年河南某考点监考老师没收学生私藏手机,遭到考生和家长的围攻,可窥见一斑。

四、 教改应该方向性、多样性、公平性、共享性并举

在现有政体和国体下,教育改革还远没有完结。今年弃考达100万,此后还有迅猛发展之势,这应该成为教改的又一引子。企业家成森林说:“一个能正视问题”的有危机感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是放纵弃考之流弊?还是放纵教体之流弊?我们一致认为教改应该在方向性、多样性、公平性、共享性上实现并举,应试教育、应试高考成绩就不会成为中国教育的追求;贫困学子读不起书、大学生眼高手低能力弱化、道德诚信低下、学风学术之风颓败就不会成为影响中国梦实现的社会问题。

是打破现行教育僵化体制和制度的时候了!

(责任编辑:delp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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